2017年11月17日，是我們父親俞觀義先生誕辰百年紀念日。歲月無情，父親離開我們已九年了，他慈愛的音容經常在我們面前浮現。

　　1918年農歷9月30日，父親出生于廣豐縣永豐鎮一個貧寒的書香世家。自幼喪母，５歲時，與兄長、堂兄弟等在家中由祖父親自執教。祖父學識淵博，治學嚴謹，尤以儒家仁義禮智信教育后人，使父親自幼得益匪淺，并成為他終生為人的宗旨。

　　父親在上饒中學完成初中學業，并被當時江浙名校金華一中錄取。1940年，父親在金華一中高中畢業，并以當屆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被保送浙江大學飛機制造系。由于日寇入侵，浙贛線中斷，內遷后的浙大也在動亂中轉移多次，無法取得聯系。父親只能拿著入學通知書“望路興嘆”，輟學在家。同年，家中祖傳的大夫第老宅后院“東菀別墅”被日寇轟炸，夷為平地，家中所有財產無一幸存。祖父聰明博學，且多才多藝，在戰亂年代，一介書生，報國無門。他曾在俞氏宗祠開辦的萃始小學任校長三年，看到故鄉偏僻落后，他東拼西湊，賣田借貸，并出售部分心愛藏品，湊足五百大洋投入浙贛公路的建設。祖父一向樂善好施，修橋鋪路，教書不收窮孩子的學費，行醫還貼窮人的藥費，替人修鐘表倒貼配件，加戰亂，家道更為貧苦。最讓父親痛心的是被日寇炸毀的滿屋藏書。晚年他還提及：我們家數代書香，錢財不可與人攀比，藏書是廣豐第一家。

　　由于家境貧寒，父親一邊在家溫習功課，一邊在杉江中學（廣豐中學前身）代課。1943年，父親考取暨南大學教育系，用三年代課積攢的錢作為上學費用。年輕時，父親也是熱血青年。1947年在暨大吳學謙校友組織下，參加了上海１月５日的“抗暴”游行，及“反饑餓反迫害”等學運，并爬火車，與上海一大批愛國學生一起到南京總統府請愿。曾撰文“暨大生活瑣記”（刊載于2002年《暨南校友》第三期），回憶學生運動往事。同時，該期雜志封面刊出父親珍藏50多年的抗暴游行照片。1947年秋，父親大學畢業后即回廣豐縣中任教，1950年，由上饒行署任命為教導主任。1951到1953年被組織上派送武漢華中師大學習。當時，華中師大極力挽留他留校任教，父親深知母親是家中獨生女，是殘疾的外公及文盲的外婆的唯一依靠。他毅然決然回到廣豐中學。

　　教書育人是父親一生的心愿與追求。他克盡職能，任勞任怨，把自己所有的心血投放到他教育事業中。幾十年來，父親一直堅守在教育第一線。大家休息，他值班。大家放假，他護校。當年，他是我們陌生的爸爸。他整個身心放在學校，放在學生身上。我愛人是個孤兒，當時雖然成績不錯，但不懂事，是個貪玩出名的學生。高二時，父親有次代他們班數學課時，出了道思考題，有幸被他一人做出。課后父親即了解他的情況，當晚就找他談話，要他好好學習，從此一直關心著他，就連報考志愿都是他幫著參考填寫的。其實何止是他，父親當時兼任縣招辦主任，每屆畢業生的報考志愿，父親都認真逐個細細推敲，生怕“撞車”，并尋找偏、漏，以補遺缺。家長特別是農村家長，根本不懂志愿，父親根據同學學習、愛好及家庭情況給予指導。如鄂棟臣、夏利淵等校友，志愿由父親指導填報。

　　父親博學，在教師中有口皆碑，除了體育、音樂課外，其它課程都能得心應手。如有教師請假，一時找不到老師代課，他都能隨時代之。父親嚴厲，學校的起床鐘是他敲響的。黑咕隆咚的冬夜，學生們在暖暖的被窩里被那刺耳的鐘聲喚醒。他又到學生宿舍，吹響那催人的哨子，他催促學生們要躍馬揚鞭，開始奮進的一天。他會守在校門口，督促遲到的學生。晚上的熄燈鐘也由父親敲。夜半，他會到男生宿舍檢查，蓋上踢掉的被子，拿掉被窩里偷看書籍的手電。父親教學抓得很細，他在教導處的位置上，除了組織編制學校教學教育計劃，嚴密布局老師和課時的合理分配，經常聽課、檢查老師的備課手冊，抽查學生作業等日常事務外，還經常抽查學生的試卷，了解教學質量。

　　國際廣播電臺、新華社駐江西記者站首任站長張利康校友，在給我信中說，一次，他物理考試得２分，心灰至極。父親抽查試卷時，發現批改有誤，重新訂正為４分。他說，就是這四分，給了他繼續努力的信心，為后來考上北京大學奠定了基礎。那時，家有12口人，且分居多處，所有生活開支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。但他還是常接濟一些生活特別困苦的學生。

　　父親從不跟任何人伸手張口談利益。2009年5月9日，夏利淵從北京回來，要到我父親墓地祭奠，給父親獻花、鞠躬。他默念：觀義先生，不是你，我現在還不知在何處。感情之深可見一斑。在他緬懷父親的文章中，展示了與父親的不同一般的感情。

　　父親早年為了母親，他放棄了華中師大、杭州等名校的聘請。1975年，因長期的環境壓抑，母親患癌，在上饒動大手術，父親寸步不離守在病床邊。2005年，母親逐漸健忘，最終癡呆，已八十八歲高齡的父親，每天小心伺候著母親，不讓她受一點委曲。父親生命的最后，惦掛的還是母親。父親幾十年來對母親的專一、呵護，不為任何原因而動搖。

　　1979年高考，傾盡了父親最后的心血。他既是教學第一線的指揮員，又是第一線的戰斗員，他擔任高三畢業班的課程，每日僅睡三、四個小時，還有很多學生出于對父親的迷信，每天都有同學拿難題請教，花去父親大量精力。高負荷的勞作，在高考前夜，父親終于昏倒在學校。

　　父親退休后，一直沒休息過，先在教育局任顧問，深入基層到各鄉鎮農村基層聽課，了解第一線的教學情況，提了不少好建議，發現了不少好苗子。一次，父親在軍潭，正好周行鍵先生從美國回國，第一次遠道返鄉到我家來訪。行鍵先生是祖父故友，是父親尊重的老科學家，1956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，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上，被稱中國鋼鐵之父，逝世后國家為他立了銅像。那時電話不方便，父親為錯過這次相見，遺憾終生。

　　年齡日增，父親身體逐漸衰落。他忍受病痛，工作到八十八歲。2004年版《廣豐縣志》兩百多萬字，由父親終審。他戴著老花鏡，拿著放大鏡，花費半年多的時間逐字逐句勘誤。曾幾度病危。  

　　父親沒照顧過家和孩子，但他內心深處還有牽掛。值得告慰父親的是，我們家第二代雖然失去繼續深造的機會，但第三代全部獲得高學歷，并有一半獲得碩士以上學位。

　　父親是一個平凡的老教師，他為廣豐中學付出的心血，得到了學子們由衷的敬重和愛戴。父親逝世后，俞鴻儒院士寫來悼念信，鄂棟臣、夏利淵等數十校友都寄來緬懷文章。2009年清明節，他的老同學祝哲生及學生代表周敦洪、夏利淵、鄂棟臣、周榮河、饒紹信（美國）、張利康、張志高、潘維新等數十校友，為他建紀念碑：“終身杏壇士三千，兩袖清風樂陶然”。這是家鄉人對父親的最高贊譽。